石锡铭的“三知”和传统“三观”在新时代适应性比较

作者：雒嘉诚

三知一致，是石锡铭先生收录于《智能化概念》中《行智合一：智能时代的行为准则》一文中的一个词，我在网上搜、翻阅资料，发现这是个新名词，因此引起我的好奇。慢慢的我关注了很久关于石锡铭先生的网文，有了一些心得，整理成文。

今天主要说说我对石锡铭“行智合一”思想中“三知”和传统“三观”的理解。

石锡铭先生把“感知，良知，元认知”合称为“三知”，作为“行智合一”思想的一个理论。他说：“何为行智合一？我认为，‘行智合一’分为‘行智’和‘合一’两个层面的思想。” 他进一步解释：“合一是自我的存在状态。合是要契合，一即自我。这个自我表现为：1、行经和能力等量；2、圈层和智慧适配；3、修为和控制协调。行智是自我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五行、四智、三知。简单概括为‘动、用、活’三个字。行的核心在动；智的表现在用；知在活。”这是一次思想的高起点、大转折、划时代。

别的暂不讨论，我就谈谈石锡铭思想中“感知，良知，元认知”合称的“三知”和传统“三观”在新时代的适应性。

“三观”这个提法，它根源于西方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德国哲学的古老词汇，最初用于探讨“存在”的本质；“价值观”则作为日常用语，涉及对事物是非对错的判断。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三观。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整合为一个固定组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教育中的核心术语，随着教育普及而深入人心。

石锡铭“三知”和“三观”比较，很有意思：

1、传统三观往往侧重于个体如何看待外部世界（世界观）、如何定位自己（人生观）、如何判断事物（价值观）。石锡铭思想体系强调从“感知”出发，通过“良知”进行判断，最终上升到“元认知”的自我监控。它不再是简单地教人“应该信什么”，而是引导人“如何思考自己的思考”。

2、传统三观一旦形成，在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或认知冲突时，容易出现“三观震碎”的窘境。石锡铭思想体系的“元认知”，强调对自我认知过程的实时监控和修正，是这一思想的制高点。

3、传统三观往往停留在“知”的层面。石锡铭思想体系将“感知”（输入）、“良知”（处理/判断）与“元认知”（监控与调节）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闭环。

我注意到，石锡铭思想体系中“良知”，突破王阳明的道德层面，赋予它新的功能——“感知”事实的直觉判断机制。石锡铭认为“良知，被赋予了感知以道德意义。同样感知到一个场景，良知会立即告诉你这是善是恶，从而让你产生情感波动或行动冲动。”这实际上是在为“行智合一”这一思想打通了一条新路：通过元认知，确保行为始终受到良知的监控，从而避免盲从或麻木。

这点也是最震撼的时代强音。看看我们现在，智能化时代这才多少年，不要说平头老百姓，就是那些大学教授，官员商贾，有几个不是“盲从”，处在时代中，有几个能像石锡铭先生一样保持自我，不盲从，不麻木，不断观察社会、新技术、时代巨变，不断思考作为人，如何适应？如何安身立命？

昨天网上看到中国智能化技术研究院院长、类脑智能专家李鹏博士在《智宗立极：从“知行合一”到“行智合一”的时代演进》一文中写道：“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知而不行’，而是‘智而不人’——技术越智能，人越迷失；算法越精准，人越空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正面临‘效率至上的生命荒芜’：医生看患者变成了‘病历号+检验指标集合体’，农民看土地变成了‘亩产效益+土壤成分数据包’，甚至婚恋也被简化为数据模型。文化体力的告急、精神园地的被接管、存在感的日益稀薄，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正是在此背景下，石锡铭的‘行智合一’应运而生。如果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伦理断裂的疗治，那么石锡铭的‘行智合一’就是对人性异化的救赎。它不是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联系——那已是智能化时代的基本事实，而是在‘人’与‘智’之间划定边界、确立主从：智能应当是人的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人的主宰。这是智能化时代最根本的命题，也是‘行智合一’作为行为准则的深远意义所在。”

我完全赞同李鹏院长的观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多元价值观碰撞激烈，单纯依靠灌输形成的三观容易产生迷茫。而石锡铭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这信息洪流中，如果没有“元认知”的能力，人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感知”带偏。石锡铭强调通过“元认知”去审视自己的“感知”和“良知”，这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信息时代的“认知免疫力”。所以，我认为石锡铭思想的进步性在于，它从追求“正确”转向了追求“清醒”，从遵循“教条”转向了运用“智慧”。

这也是石锡铭1998年提出的“智能化概念”对时代巨大的影响，不仅开启了“智能”无处不在的一个新时代，也开启了人类严重依赖“智能”的生存模式。“因此可以认为，智能化核心的贡献，是让人的行为准则和物理层面的概念实现‘行智合一’”（李鹏《智宗立极：从“知行合一”到“行智合一”的时代演进》）

中国智能化技术研究院院长、类脑智能专家李鹏博士“因石锡铭先生在智能化时代的开创性思考，以及对‘智’的深刻洞见，我赠其雅号‘智宗’……今天，我围绕石锡铭先生提出的‘智能化概念’和‘行智合一’这个划时代的行为准则，取‘智宗’之名，或许正是对这一思想贡献的最好概括。在智能时代，‘智宗’意味着：以人为‘智’之本，而非以‘智’为人之宗。”

站在今天回头看，石锡铭在科技与人文两大领域都留下了极具前瞻性和个人印记的思想遗产，他横跨文理的底层思维重构，被誉为“智宗”，无可厚非。因为石锡铭先生是“智能化”概念的提出者与定义者，智能化标准的制定者; 石锡铭先生以一己之力修史的“文化苦行僧”,独资独立编纂了230万字的《甘肃金石录》（被誉为“历代八大金石录之一”）和收录913位诗人、1.2万余首作品、甘肃目前收容量最大的诗歌专集《全陇诗》。这些通常都需要强大的团队协作才能完成的项目，被石锡铭先生一个人独立、独资完成了。

因此，石锡铭先生是一位很难被标签化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历史地位，不在于创立了某个宏大理论，而在于他以“一人敌一省”的孤独姿态和横跨文理的独特视角。真正将石锡铭的思考提升到思想家、哲学高度的，是他基于他跨界背景提出的“行智合一”和“三知一致”的这个思想。

石锡铭的思想和王阳明的思想根本不同的一点：王阳明的思想‌由其‌门生弟子‌在他生前及去世后系统记录、编纂而成，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王阳明本人之外的杂念；而石锡铭的“行智合一”思想，是他1998年，正当而立之年提出“智能化概念”开始至今，三十年不断“立智”、“言智”、“文智”，完全通过不断思考、实践检验的思想结晶，是他独有的思想。

作者简介：雒嘉诚，陕西西安人，中国文史专家，专注于王阳明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