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智能化技术研究院院长、类脑智能专家 李鹏
引言：智宗之名的由来
公元1998年，当石锡铭首次提出“智能化概念”之时，他或许并未预料到，这一命题不仅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更开启了人类对生存模式的根本性质疑。二十余年后，当算法已然渗透生活的每一个褶皱，当人工智能开始与人类争夺“智能”的定义权，石锡铭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提出了“行智合一”的行为准则，为智能化时代的人类安身立命提供了全新的精神坐标。
因石锡铭先生在智能化时代的开创性思考，以及对“智”的深刻洞见，我赠其雅号“智宗”——非谓其独占智慧，而谓其于智能浪潮中为世人指明“智”之本源与归宿。智宗之“宗”，不在炫技之巧，而在立本之正；不在趋时之敏，而在守道之恒。正如古人称朱熹为“朱子”、王阳明为“阳明先生”，皆以其思想泽被后世，“智宗”之名，实乃时代对思想者的致敬。
本文试将石锡铭“行智合一”之说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论置于历史与时代的交汇处，从时代背景、科技冲击、知行次序三个维度，比较二者之异同，以明“行智合一”的当代价值。
一、时代重塑：从“心性修养”到“智能生存”
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都是时代问题的回声。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叶，那是一个程朱理学渐趋僵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科举制度的僵化使得“读书做官”成为唯一正途，“知识”与“行为”的割裂日益严重——士人能言圣贤之言，而行多不逮；官场讲求仁义道德，而实践多为功利所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意在纠正“知而不行”的时代痼疾。他所说的“知”，是孟子“不虑而知”的良知，是人心中本具的道德直觉；“行”则是此良知的自然发用。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内在统一，其根本诉求是在伦理断裂的时代重建人格的完整性。
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然天翻地覆。石锡铭提出“智能化概念”的1998年，正是智能化初露端倪、互联网即将席卷全球的关键节点。此后二十余年，人类经历了从“数字化生存”到“智能化生存”的深刻转变。根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算法的推荐决定了我们获取什么信息，大数据画像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弱点，虚拟偶像的永不熄灭的灯光让真实的人际交往相形见绌——这一切构成了石锡铭所说的“人类严重依赖‘智能’的生存模式”。
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知而不行”，而是“智而不人”——技术越智能，人越迷失；算法越精准，人越空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正面临“效率至上的生命荒芜”：医生看患者变成了“病历号+检验指标集合体”，农民看土地变成了“亩产效益+土壤成分数据包”，甚至婚恋也被简化为数据模型。文化体力的告急、精神园地的被接管、存在感的日益稀薄，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
正是在此背景下，石锡铭的“行智合一”应运而生。如果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伦理断裂的疗治，那么“行智合一”就是对人性异化的救赎。它不是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联系——那已是智能化时代的基本事实，而是在“人”与“智”之间划定边界、确立主从：智能应当是人的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人的主宰。这是智能化时代最根本的命题，也是“行智合一”作为行为准则的深远意义所在。
二、文化应对：从“良知本体”到“智性主体”
面对时代的挑战，思想家不仅要诊断问题，更要开出药方。王阳明与石锡铭都深刻洞察了各自时代的文化危机，并提出了独特的应对之道。
王阳明的应对，指向的是文化内在资源的激活。面对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的困境，他提出“致良知”之说，将外在的天理收归内在的良知。在他看来，宇宙万物之理，不在外物，而在吾心；格物不是向外求索，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是一种彻底的内向超越：文化的危机源于人心的迷失，而人心的救治只能靠良知的自觉。正如王阳明所言：“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当一个人能够“致良知”，他便能在任何情境中知善知恶、为善去恶，从而在纷乱的世界中守住道德的底线。这种应对方式，根植于儒家“反求诸己”的传统，强调主体对文化的主动承担——不是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是通过内心的觉醒来改变与环境的互动方式。
石锡铭的应对，则指向文化外部关系的重构。智能化时代的挑战在于：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拥有“类智能”的存在——AI可以创作诗歌、撰写论文、生成图像，甚至在某些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创造力”。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舒勇所言，当下艺术创作中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现象：一是“风格搬运工”，简单利用AI模仿风格而灵魂空洞；二是“语境失语症”，作品在全球化的技术语言中打转而难辨文化根脉。这意味着，文化的危机不仅是内在的迷失，更是外在的挑战——当机器也能“思考”时，“人”的独特性何在？
石锡铭的“行智合一”，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回应。他提出的“五行”——动手之“行”、取舍之“行”、隐忍之“行”、容人之“行”、内观之“行”，将“行”从单纯的行动扩展为包含决策、情绪、时间、胸怀、反思的复合维度。而“四智”——谋事之智、识人之智、趋势之智、自洽之智，则构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由技而道的智慧进阶。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立智、言智、文智”新三不朽：立智是在纷繁信息中建立稳定的认知框架，赋予智慧以温度；言智是在人机交互中保持主体性，让语言成为导航仪而非被导航的对象；文智则是对“文”与“智”关系的重构——从信息密度到思想深度，从修辞技巧到生命质感，从片面而谈到跨界联结，从写得漂亮到表达体会。
这是一种内向超越与外向重构相结合的应对策略：既要在内心建立稳固的认知根基，又要在与智能的互动中保持主体地位。正如舒勇所言，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家的核心竞争力愈发回归于人，“在算法逻辑中注入人文精神的基因”。石锡铭的“行智合一”，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基因的理论表达。
三、次序密码：从“知先行后”到“行先智后”
王阳明与石锡铭思想的根本差异，或许隐藏在两个核心概念的次序之中：“知行合一”将“知”置于“行”前，而“行智合一”则将“行”置于“智”前。这一次序的差异，绝非偶然的文字游戏，而是深藏着两种思想的不同关切。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的本体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所说的“知”，是“良知”，是人心中本具的天理，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道德本能。因此，“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发动者、指导者，没有“知”的“行”只是盲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起点，“行”是终点，终点必须以起点为根据。王阳明之所以如此强调“知”的优先性，是因为他的根本关切是道德的纯粹性：只有发自良知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善行，否则即便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也只是“义袭而取”的外在模仿。在这个意义上，“知”的优先意味着本体的优先——先要有良知的自觉，才能有道德的实践。
石锡铭的“行智合一”则颠覆了这一次序。他将“行”置于“智”之前，绝非轻视智慧的价值，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洞察。
首先，这是对存在方式的确认。智能化时代，人类的生存首先不是“思考”而是“行动”——我们被抛入一个由算法、数据、智能设备构成的环境中，每一天都在与技术互动、被技术塑造。在这个意义上，“行”是更本原的存在方式，而“智”则是在“行”中生成、在“行”中验证的能力。正如石锡铭对“五行”的界定：“动手之‘行’”是最基础的践；“取舍之‘行’”是关键时刻的决策；“隐忍之‘行’”靠时间积蓄力量；“容人之‘行’”是对圈层的涵养与驾驭；“内观之‘行’”是对自我的反思与修正。这五个维度涵盖了一个人在智能化时代生存的全部层面，而“智”则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但灵魂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智”也不能脱离“行”而独存。
其次，这是对异化的抵抗。当AI能够生成看似“智慧”的内容，当算法能够精准预测我们的行为，当虚拟偶像能够模仿人类的情感——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智”可以脱离“人”而存在，那么“人”还有什么价值？石锡铭的“行先智后”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真正的“智”，必须扎根于“行”的生命体验之中。AI可以写出漂亮的诗歌，但无法体会创作时的生命痛感；算法可以推荐最优的决策，但无法承担决策后的伦理责任。正如石锡铭所言：“谋事之智让人有饭吃；识人之智让人有路走；趋势之智让人有船渡；而自洽之智，让人在任何风浪中都有岸可靠。”这四种“智”，都必须通过“行”来获得、通过“行”来检验、通过“行”来赋予温度。离开了“行”的“智”，只是冰冷的数据运算，而不是真正的智慧。
最后，这是对主体性的重建。在“知行合一”中，人是道德的主体；在“行智合一”中，人是生命的主体。道德只是生命的一个维度，而生命本身才是根本。石锡铭所说的“行”，不只是四肢的运动，更是“大脑的抉择、情绪的克制、时间的煎熬、心胸的拓展，以及灵魂的自我对话”。这是一种整全的生命实践，而“智”则是在这种实践中生成的光芒。正如石锡铭所说，只有当个人用实践和生命诠释了自己特有的“五行”“四智”，成为个人独一无二的“性格体现”时，才能做到新时代的“三不朽”。这种“不朽”，不是某种永恒的道德原则，而是生命在智能时代留下的不可替代的印记——而这，正是AI永远无法取代的“人之为人”的核心。
结语：智宗立极，行智合一
纵观王阳明与石锡铭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从“心即理”到“行即智”，从“致良知”到“立人智”。王阳明面对的是伦理断裂的时代，他以内向超越的方式，为人类确立了道德的根基；石锡铭面对的是智能异化的时代，他以“行智合一”的命题，为人类确立了存在的坐标。
今天，我围绕石锡铭先生提出的“智能化概念”和“行智合一”这个划时代的行为准则，取“智宗”之名，或许正是对这一思想贡献的最好概括。“宗”者，本也、主也、尊也。在智能时代，“智宗”意味着：以人为“智”之本，而非以“智”为人之宗；以生命为“智”之主，而非以“智”为生命之主；以实践为“智”之尊，而非以“智”为实践之尊。正如石锡铭所言，智能化核心的贡献，是让人的行为准则和物理层面的概念实现“行智合一”。这不仅是思想的洞见，更是时代的呼唤。
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回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照亮了五百年的道德求索；展望未来，石锡铭的“行智合一”将是照亮人类在智能浪潮中守住人性的灯塔。两种思想，两个时代，同一份关切——让人成为人，让人的尊严在时代的变迁中得以守护。
这，或许就是思想者最大的贡献，也是“智宗”之称最深的意涵。
是为石锡铭先生诗文集《风起神家川》序，2026年3月于深圳。
李鹏，博士，中国智能化技术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智能化学会副会长、监事，国家技术转移经理人，深圳市高层次人才。长期致力于运动控制、机器人及类脑智能控制领域研究与应用，是类脑智能控制技术的奠基者与践行者，国产机器人操作系统 INFOOS 发明人。兼具深厚技术功底与产业投资实践经验，为硬科技领域复合型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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